一生的夢與愛在此奔騰

在留學生文學一文，我提到有本書講述清末公費留美小學生的記事，經阿凱同學指點，得知確切書名是中華書局出的「大清留美幼童記」，作者是錢綱及胡勁草，兩位都是中國大陸的新聞人，也曾將小公費生的留美記事拍成紀錄片。回台時我把這本書找了出來，的確就如阿凱同學所說，是本很好看的書，而且將古今的留學背景比對，更可看到百年來華人對「放洋」的觀感變遷。



事實上，這些小學生並不是最早的小留學生，他們應該算是最早一批，由政府有系統地派遣出洋的學生。在這些小學生1872年搭上輪船那一天前，其實已經有些小朋友，以私人的身份遠渡重洋，例如容閎就是小時在澳門由洋人創辦的「西塾」讀書，在香港受教育，爾後得到傳教士的幫助，赴美進入預備學校，再進入耶魯求學。這些私人赴美的孩童，以粵籍居多，想來是因為與洋人接觸較多，風氣比較開通，不拘華夷之防的緣故。



今天無論是台灣或中國，社會或政府都鼓勵學生出洋「看看世界，學習西方長處」。甚至這些年台灣留學生人數下降時，政府官員或社會耆老莫不顯露憂態，屢屢慨嘆「現在學生只要錢不愛學啊」！可回首一百多年前鴉片戰爭之前，留學這件事被視為數典忘祖，甚至容閎李鴻章等人，都是好不容易與保守派士大夫抗爭良久，才得到朝廷點頭，特放一百二十名小學生出洋去。這些士大夫反對的原因，不外忽將洋人的工業技藝視為「末流巧技」，並非學習正途，真的要光大自強，還不如培養「孔孟氣節」！這些理由在當初朝廷設置「同文館」、「廣方言館」（這兩個詞很熟吧！以前歷史課本都有提到過啊，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設館培育外語人才）就已被士大夫抬出來猛批革新派，現在容閎李鴻章說要派人出洋，士大夫應該氣到都要抖起來了吧。不過現實比人強，朝廷最後還是接受「師夷之技以制夷」的說法。



1872年八月，小留學生坐上開往美國的輪船。這些學生的年紀在十三歲至二十歲之間，放洋期間.....十五年。這麼想吧，這就像是你鄰居小弟小學畢業以後出國，大半青春歲月都在美國，三十歲左右回台工作的意思。但今天小留學生與一百年前小留學生不同的是，今天國際交通還算便利，想要每年回台探親一次也算容易。問題是，一百年前光從上海坐輪船到美國就要三個月，旅費更是昂貴，這一去就是十五年不相見，父母送了孩子上輪船，等於就是把孩子送給國家了。看看當時清朝要父母簽下的文書：「...茲有子XX情願赴憲局帶往花旗國（註：就是美國啦）肄業（這裡的肄業，是學習的意思），學習機藝回來之日，聽從中國派遣，不得在外逗留生理，倘有疾病生死，各安天命...」。看到最後這「倘有疾病生死，各安天命」，父母應該是心裡淌血滴淚吧。



不過這些小留學生，看起來在海外過得不亦樂乎。這倒是與現在的情況有點不同。當然，今天在外的小留學生中一定有人過得也很快樂，可我見過的例子，寂寞的佔多數，尤其在文化衝突之下往往要花很多力氣適應，尤其親人不在身旁時，空虛更難以填補。但一百多年前的這些大清幼童，即便沒有親人在旁，可是清朝及美國政府安排的「寄宿家庭」卻適時填補遺憾，從文獻看來，寄宿家庭的生活不但讓幼童們英文突飛猛進，更有助於他們融入美國文化，最後根本成為美國家庭的一份子。



文化與語言的隔閡的確是求學的障礙。今天的留學生最大的煩惱莫過於此。不過克服這些難題的大清幼童卻得以發揮天賦，表現優秀，許多人進入了知名大學，比如說「高林避亞大學」或是「波士頓機器大學堂」（大家來猜猜這是哪兩所名校啊）（編按：紐約哥倫比亞大學(Columbia University)，清政府稱作「高林避亞大書院」; 而「波士頓機器大學堂」即今日「麻省理工學院」）　，在校不但成績表現優異，還參加划船隊、辯論賽、作文賽（是的，當然是英文辯論與英文作文），獲得優秀名次。



看到這裡，真不得不讓我感慨真的有所謂「學習黃金期」。可見青春期的孩子，若有計畫地引導與幫助，在異地的環境下，真的學習效果倍增。在這批小留學生後，清朝在八國聯軍之後又有派遣計畫（來複習一下歷史：在八國聯軍之後，清朝與美國簽訂合約，條件之一是美國退還清朝的賠款，但這些被退還的賠款，必須用在「派遣學生留美計畫」之上），這次大家開始爭議留學生的年齡應該幾歲適當。有人認為，應該派十六歲以下的孩子，因為學得比較專精，有人說應該三十歲以上，因為已經有了國學基礎，不怕忘本。當時主張派十六歲以下孩童的唐國安，本身便是大清留美幼童，他說，留學生應該從小送美培養，否則對外國語言「絕無專精之望」！真是看得我萬箭穿心。多犀利的話啊，但好像是事實。



大清幼童在美國過著快樂的日子。按照計畫，應該就這樣愉快享受政府的「菁英留學專案」，度過十五年，長成出類拔萃的人才，然後頂著「留美學人」頭銜回國，以跳蛙的姿態，一舉越過還在科舉制度裡死命爬陡坡的同僚，變成眾方追捧的碩彥吧！

 

 不，事實是，這個計畫失敗了。絡繹不絕地小報告送上朝廷，說是這些孩子們改穿洋人衣裝、玩洋人遊戲，甚至還跟著寄宿家庭上教堂，根本就是忘了老祖宗。在清廷的觀點來，本來派人出洋的目的，僅是學習洋人的「機藝」。換成現代的用語就是：「你給我讀書就好，其他一概都不要碰」！但這怎麼可能，尤其是這些小孩們與美國家庭朝夕相處，如何能夠不受文化影響？不過，這是今天的想法。經過一百多年的時間，我們已經熟悉文化與文化碰撞的結果。但是對於才與世界初接觸的清廷來說，也許很難體會所謂「文化交流」與「文化感染力」這種事。

 

 最後清廷終於下令，把這些幼童（其實不應該叫「幼童」了，因為有些已長大成人）召回國。1881年，留學生與寄宿家庭們，一起舉辦了告別晚會。從1872年到1881，整個計畫進行了九年，便告夭折。

 

 這些留學生回國後，迎接他們的又是什麼樣的場景呢？他們非但沒有在上海碼頭被套上花圈（喔，我隱約記得，在二十年前，我身為留學生的舅舅回國探親時，我好像真的還在機場幫我舅舅套上一個花圈），反而先被帶往一個以鬧鬼聞名，關閉已久的「書院」留置，還因為穿得「不合當時上海時尚」，走在路上被眾人恥笑。被召回時，就讀耶魯大學的學生黃開甲在寫給寄宿家庭的信上這樣說：「為防我們脫逃，一隊中國水兵，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「求知書院」。如用西方人的想像，是不能形容這被稱為學校的地方。你可能讀過土耳其人的監獄，...但與此地相比，他們真是太幸運了」（大清留美幼童記，p.139）。更慘的是，黃開甲後來回到家鄉汕頭時，還找不到家。好不容易花費一番功夫，終於找到住家時，家裡的長工居然因為來客陌生，還不讓進，無論黃開甲怎麼說都沒用。最後黃開甲只好大聲叫喚：「爸～媽～」，把爹娘吼出來相見。最後結果，應該還是相見歡了吧。

 

 1881年，留美幼童回國時的景象很淒涼。讓我覺得有趣的是，時隔五十年，整個對待歸國學人的態度卻是大變。我想到的是在錢鐘書「圍城」一書裡，1937年主角方鴻漸「學成歸國」（事實上，他是用錢買了一個假博士）時，不但父老登報大肆宣揚，返鄉時還有記者前來報導，儼然名人派勢。而依書裡的形容，當時的中上人家莫不崇洋，更有人喜愛講話夾雜著洋文以顯與眾不同。錢鐘書說這樣的人「喜歡中國話裡夾無謂的英文字，他並無中文難達的新意，需要借英文來講，所以他說話裡嵌的英文字，還比不得嘴裡嵌的金牙，因為金牙不僅裝點，尚可使用，只好比牙縫裡嵌的肉屑，表示飯菜吃得好，此外全無用處」（圍城，輔新版，p.36）。短短五十年，洋腔洋調已成時尚，而士大夫的「孔孟氣節」，只成了過時的思想。

 

 人常說思想的轉變需要漫長時間，那這五十年從仇洋到崇洋，又算是快還是慢呢？我們常說我們現在處於一個變化迅速的時代，有時不知如何定位，那麼身在清末民初世局倏變的人，又是怎麼樣調適外在與內在的轉變？又是怎麼找到自己的定位？

 

 對於清末那一百二十名幼童來說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應對之道，也影響了其後命運。有些人即便剛開始時再怎麼不適應，還是很快地找到在世局中可以貢獻所學之處，並且很快地學會中國世事人情，在多變的政局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例如唐紹儀，成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理（唐紹儀這個名字，歷史課本稍有提過，但只出現一兩次，且多半與袁世凱連在一起。我因為這樣而以為唐是袁的傀儡，看了這本書後才知道唐其實支持共和政體，此後並與袁決裂。我之前的無知與誤會真是對不起唐先生了）。有些則在工程界孜孜努力，例如大家都知道的詹天佑，也有許多人在甲午戰爭時犧牲了。還有些人又回到美國完成學業，並為華工的權益奔走。看著這些幼童的命運，比對他們幼時、青年、以致老年的照片，真是有種世事滄桑之感。

 

 隨著時間推移，這些幼童或許漸漸退出歷史舞台，不過留學之風並未因此歇息。如前所述，庚子賠款後開啟了另一批留學風，諸如胡適、趙元任，都是庚子公費生。除了中央之外，地方也勤於派人出洋留學，目的地除了美國外，還廣及日本與歐洲（其實在第一批留美公費生同時，李鴻章亦曾派遣學生前往歐洲）。如書中所述，大清王朝最後幾年，一瞬間風氣大開。於是，我們又看到郁達夫悲憤的留學生吶喊以及徐志摩快樂的遊學生活，以致陳之藩慨嘆「失根的蘭花」。出洋之風不曾稍歇，於是，至今還有眾多留學生，前仆後繼在電腦前寫著blog，寫著斑斑的放洋血淚記事....。

 

回應佳選